我于1964年8月毕业于贵州工学院化工系有机合成专业 ，属化工部统一分配到保定电影胶片厂(中国AG尊时凯龙集团公司前身)工作 。至2005年离开工作岗位 ，工作41年。

　　前20年搞科研，在研究所从事彩色电影胶片配方研制、生产和质量改进;

　　之后调生产单位，从事胶片生产和管理10年;

　　其余11年 ，从事质量检验 、质量管理工作 。

　　我的一生中从22岁—63岁，我的青春年华 、我的中年壮年 ，都投身于AG尊时凯龙事业 ，现年76岁的我 ，回顾这段工作经历 ，心中泛起对AG尊时凯龙的无限眷恋和深情 ，如果要详细记录这41年的AG尊时凯龙情结 ，可能内容太多 、篇幅太长，我想以几个节点来表达我的AG尊时凯龙情愫 。

　　一.文革中搞科研 生产

　　1966年我在研究所彩色片配方组工作，主任程树楠 ，组长王兰，组员石鍳 、于忠良、张秀茹和我。文革初期一夜之间大字报铺天盖地 ，研究所四层楼的楼梯、走廊贴满了大字报，大楼外的树与树之间拉上绳子也挂满了大字报 ，人们也不工作也不搞科研了 ，都去看大字报了，不看还不行(大字报内容就不谈了) ，工作 、科研处于半瘫痪状态!知识分子自然也就成了“臭老九” ，是被批判的对象 。

　　不久“臭老九”们，下放厂部“五七干校”，从研究所下放的“臭老九”们不准进研究所大楼 ，有一件小事记忆犹新 ，“臭老九”们劳动一天 ，汗流浃背允许在下班前一小时去洗澡 ，路过研究所楼下，程树楠在楼下一个个叫，“王兰、石鍳 、于忠良…..我毛巾忘在楼上了 ，帮我丢下来” ，他本人就不敢进楼去拿毛巾 ，待我们洗完澡路过研究所大楼时 ，他还筋疲力尽坐在台阶上说 ：“他们可能都在暗室听不见”。之后 ，来了一位男“臭老九”说 ：“用我的毛巾快洗去吧” ，总算解决了问题。

　　厂部“五七干校”在老1号机的旧厂房内 ，除了劳动就是学习，“臭老九”们按小组分配工种，如：有喂猪的 、有做豆腐的、有植树的 、有做环卫工作的…… 。学习当然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资料 、自我批判及写大字报……。相对比较 ，劳动是愉快、轻松的，大家一边劳动一边说说笑笑;学习就有压力了 ，得用心领会精神 ，尤其是自我批判 、写大字报简直就是一种负担……。当时的“臭老九”们是看不到自己的命运和前途的 ，“五七干校”要呆多久啊，还能回到工作岗位吗?谁也不知道，迷迷瞪瞪的熬日子 。

　　作为我——当时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很想回到研究所搞科研 、做实验 ，但不可能啊!无奈且迷茫…… 。

　　言归正传，突然有一天通知一批人回研究所工作，我是其中之一 ，得到通知的人自然内心兴高采烈 ，但这种情绪只能隐藏在心中 ，表面仍然平静如水;未得到通知的人自然内心翻江倒海 ，这种情绪也只能隐藏在心中 ，表面依然平静如水 ，但却看到了希望，也许会分期分批回到工作岗位，但愿下批有自己。

　　回到研究所才知道，因八个样板戏必须用国产彩色电影胶片制作 ，立即调回科研人员进行研制，这是政治任务必须按时完成 ，越快越好，突然增加了思想压力但心情却是愉快的。

　　开始只是几个人搞水溶性彩色底片 、彩色正片的研发 ，随着工作量的增加，搞配方的“臭老九”也陆续回到研究所 ，分小组进行彩色底片、彩色正片、彩色中间片、彩色反转片的研发工作 。

　　各小组成立后 ，小组长必须是工人称为“参沙子”，即在知识分子中加入工人阶级 。

　　我当时分配在彩色正片组 ，组长赵恒祥(工人)，组员许吉林 、詹先琦和我(均为知识分子) 。

　　各小组人员都不多大约4、5个人为一个研发小组，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每天都自觉地工作到晚上10点左右 ，有时还需要到半夜甚至凌晨 ，只要工作需要加班加点没人计较，毫无怨言，大家心里装的都是工作 。实验的过程往往都比较长，在3 、5个人的小组内分两班倒 ，每班工作10小时左右，有时需要就连轴转 ，一天除了几小时睡觉及吃饭，都在工作 ，没有人记工作时间、没有人记加班时间，只要工作需要就全身心投入，绝不含糊 ，都年轻 、身体好、顶得住 ，当时多半人员都是单身 ，吃饭多在厂里。

　　当时组内业务气氛非常民主、和谐 ，讨论工作时都畅所欲言 ，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智慧 、能力 ，为了配方的组成成分及合理性，每个人都查资料 、反复计算配方组成成分，将结果集中分析、对比，排列组合 ，群策群力优化出最佳配方方案 ，再通过实验来验证，如果实验结果符合预想 ，需要反复验证几次一致 ，才算成功;反之也要验证、确认失败 。当然，两者在实验过程中心情完全是不一样的 。

　　工作在循序渐进、紧张有序、全身心投入的过程中 ，基本遗忘了当时社会还处在水深火热的文革运动中 ，厂外派系林立 、武斗热火朝天(保定是全国闻名的武斗重灾区)，时有在武斗中献身 、流弹进入家中的消息传入耳中 ，幸运的是中央英明果断，早派防化兵对工厂进行了军管 、8341部队警卫 ，确保了厂区安全。我们才能无后顾之忧 、安心工作。虽然当时社会上文革如火如荼 ，保定电影胶片厂的厂区内犹如世外桃源 ，无武斗 、安全、正常 、有序 ，让人安心 、踏实。

　　但厂区内还是有派系，文革还在开展 ，虽无武斗却有文斗 ，大字报 、批判会、专案组仍有，但每个单位 、车间都有军代表 ，密切注意着各单位的思想动态，研究所的军代表是赵** 。军管会一把手卞克强主任、军管会刘振平副主任 ，他俩经常到我们小组来 ，听我们讨论工作 、分析曲线等等 ，久而久之他们也能说出点道道来 。

　　当时化工部也非常重视彩色片攻关，部里经常派侯国柱 、朱光伟来我们小组询问和检查工作进度，大家混得很熟将侯国柱叫侯专员 ，他也欣然接受 。

　　突然有一天实验室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 ，内容 ：”只低头看曲线 ，不抬头看路线” ，当时被叫做“臭老九”的知识分子，犹如惊弓之鸟 、胆战心惊、低头不语 ，一幅等着接受批判的心态，恰在此时卞克强主任到来 ，看了大字报一挥手扯下 、撕碎，丢进垃圾桶 ，说：“谁写的来找我” ，并对大家说 ：“没事 ，干你们的”。顿时“臭老九”们，如卸负重 、轻松自如，心中吃了一颗“定心丸” 。自然工作更加努力 、勤奋了，再也不受外界干扰了。

　　配方研制在实验室过程中需要进行：乳化、一成熟——水洗——二成熟——冷藏——熔化——加入涂布补加剂——涂布——胶片整理(裁切、打孔)——胶片应用检验;其中每个步骤都有相应的检验和标准 ，达到要求指标方能进入下一步 。最后一步胶片应用检验，需要洗印加工出拷贝。

　　当时厂里没有洗印加工设备 ，故胶片应用检验需要到相关单位进行 ，如 ：北京电影洗印厂 、八一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技术厂 、西安电影制片厂 、珠江电影制片厂、峨眉电影制片厂等单位配合进行胶片应用检验 ，来来往往大家都很熟悉了。应用检验中会发现一些问题 ，返回厂时带回拷贝及问题，再诊对问题进行试验改进 ，再送相关单位进行应用检验 ，如此反复进行直到应用单位认可。方可中试放量生产，中试产品再送相关单位进行应用检验，直到认可 。才能到生产车间进行小批量生产，再逐步批量生产。

　　水溶性彩色电影正片历经了由实验室小试——中试——生产车间过渡(试生产)——小批量生产——批量生产全过程 。

　　在生产车间过渡(试生产)之前 ，生产配方必须经过厂生产科组织配方组科研人员 、生产单位进行汇签 ，即科研人员需提供配方组成、特点 、需用原材料及工艺要求;生产单位需确认车间工艺 、设备是否符合配方要求，双方认可后 ，需生产科 、配方组、生产单位三方汇签 ，方可在车间过渡试生产。

　　在试生产过程中配方组人员必须到生产车间跟班生产 ，一则确保生产过程中配方实施准确无误(包括工艺过程及操作 、工艺参数及控制 、原材料的种类及用量等等);二则及时发现生产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及需要配方改进以适应车间生产工艺的地方等等。

　　终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有了自己的彩色电影正片 ，首先用于制作八个样板戏的拷贝。带有政治色彩的科研、生产任务终于圆满完成 。之后国产彩色电影正片转入生产、质量改进的重点工作中 ，也一度成为我厂的“吃饭”产品。

　　二.水溶性彩色电影正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厂里的“吃饭”产品

　　水溶性彩色电影正片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投产后 ，我们彩色正片小组又接受了研发油溶性彩色电影正片的科研任务 ，随着生产、科研任务的增加，小组成员也增加并多次变化 ，除原来的詹先琦和我还在小组之外 ，又增加了齐玉山、张迎祥、*** 、高淑珍 、张宝珍、张锁荣等人。小组成员一方面搞油溶性彩色电影正片的研制：以水溶性彩色电影正片乳剂为基础 ，将水溶性成色剂更换为油溶性成色剂 ，其间主要任务是寻找溶解油溶性成色剂的有机溶剂及研制油乳的分散配方 。另一方面还承担水溶性彩色电影正片的生产和质量改进的任务 。

　　随着水溶性彩色电影正片的生产量不断上升 ，随之而来的原材料换批号的质量鉴定、生产中遇到问题的解决 、质量的改进和提高，有着大量的工作需要专人确保;同时油溶性彩色电影正片的科研任务也需要专人去做。在同一个小组内承担这两项工作 ，就必然存在科研与生产、油溶与水溶交叉作业，还有可能互相影响和牵制。根据现实的情况 ，研究所领导听取了方方面面的意见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决定将一个小组分为两个小组 ：水溶性彩色电影正片小组和油溶性彩色电影正片小组。

　　水溶性彩色电影正片小组：组长黄德敏 组员高淑珍 、张宝珍 、张锁荣;

　　油溶性彩色电影正片小组：组长齐玉山 组员詹先琦、张迎祥 、***。

　　水溶性彩色电影正片小组主要任务 ：

　　1)确保车间正常生产 、配合车间解决生产现场出现的质量问题;

　　2)对生产配方进行换胶 、成色剂及原材料更换批号的质量检验、鉴定工作;

　　3)为配方改进 、提高质量做储备工作;

　　由于市场的需求量逐年增加，该品种的生产量也逐年提高，小组的成员也逐渐增多如 ：王磊、顾乃章、高波 、寇庆林 、夏柳燕等都陆续成为水溶性彩色电影正片小组成员 。

　　当时水溶性彩色电影正片成为厂里产量最大 、盈利最多的生产品种，被职工称为全厂的“吃饭”产品。

　　在历年的同品种行业评比中连续夺冠 ，并多次荣获部 、市 、省级优秀产品称号 。

　　工作是繁重的 、辛劳的，然而心情却是愉快的，每天都忙碌着、开心着 ，干着自己愿意干的事，不计加班加点 ，尤其生产车间需要时，不管白天黑夜随叫随到 ，记得有一次半夜有人敲我家门 ，“黄工 ，车间生产有事，车间领导让我带你(即用自行车驮我)到厂里去”。我隔着门说：“好，我穿衣服，你到楼下等我”，我下楼后就坐在他自行车后衣架上 ，他带上我一直到生产车间门口 ，我直接就去了车间技术组，待处理完问题后，我说：“刚才是谁带我来的 ，还带我回去吧!” ，大家笑了，说：“谁带你都不知道，你就跟着走，半夜三更把你带去卖了 ，你都不知道” ，大家哈哈一乐!

　　还有一次 ，我爱人出差回来 ，等到晚上10点多 ，也不见我回家，就到厂里找我(当年家里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到研究所一楼遇见马延秀(研究所空调工 ，住在研究所一楼，夜晚就值班)就询问我，马延秀说：“都下班了 ，没有人。你到2号机看看” 。我爱人到2号机问门口值班人员，值班人员说 ：“看见她进车间了，但在哪个岗位不好找，要不我去给你找”，我爱人说：“不用了 ，在车间就行”，便独自回家了。其实 ，对于我们的加班加点他也习惯了 。这次是刚出差回来 ，等到很晚了不知我在哪里 ，故才到厂里去找。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全国很多地方都建胶片厂，比较知名的如：无锡电影胶片厂 、辽源电影胶片厂……等等 ，当时称为“兄弟单位” 。为了协助这些单位尽快投产 ，我受厂里派遣到“兄弟单位”帮助研制水溶性彩色电影正片配方，其后又多次到“兄弟单位”帮助解决生产问题 。有的“兄弟单位”高薪高职聘请我 ，我婉言相谢 ，我怎么能舍得离开培养我的胶片厂呢?我对胶片厂有着深深的情感 ，如果我是一粒种子 ，胶片厂就是沃土。之后 ，二胶 、厦门厂都相邀我前去 ，但我真的舍不得离开我深深扎根的沃土 。

　　三.与技术引进的新3号机结缘

　　1989年当时我在胶片部，主管胶片部的乳剂 、涂布 、整理的生产管理 、质量控制 、质量管理工作及产品的质量分析和总结。突然李玉尧副厂长找我谈话 ，调我去新引进的3号机工作 ，我没有同意，之后又找我谈话一次 ，告诉我这是厂部研究决定的 ，我仍然没有去 ，并非我不执行厂部的决定 ，而是因为3号机是技术引进的新车间 ，工艺流程 、设备都比1、2号机及老3号机先进，而且采用了先进的计算机及自动控制系统 ，这些都是胶片部其它三个乳剂涂布车间无法相比的，我是文革前的大学生 ，计算机及自动控制没有学习过很生疏;更重要的是，当时3号机组建选拔技术人员时 ，都是要年轻的大学生 ，年龄都在20多岁 ，多半还是单身，而我当时已经47岁，不管知识结构和年龄我都无法与朝气蓬勃 、欣欣向荣的年轻人相比，自我感觉无力胜任 ，婉约相拒 。

　　没有想到的是陈兆初厂长找我谈话，向我讲述3号机对于胶片厂发展 、前途的重要性，并告诉我让我去，并非要我在技术 、生产上做多大贡献 ，而是让我带带年轻人 ，让他们学学老知识分子是如何工作的 ，看看老知识分子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我当时觉得压力更大了 ，知识、业务上不如年轻人 ，还要我带他们 ，这工作怎么进行?作为一把手的陈兆初厂长已经找我谈了话 ，我心里清楚这事没有回旋余地了 。我只能表示那就试试看。厂长说让我到技术组当组长 。我说技术组我去 ，但我不能当组长 ，技术上我不如年轻人，我还要向他们学习 。厂长表示理解，并说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他。如此，我便硬着头皮到了3号机技术组 。

　　当时3号机主任是马少彬 ，技术组组长张静，成员有张建恒 、张弼时、杨华、谭晋 、***、孙荣波 、史秀红，都是年轻的知识分子 ，其中孙荣波 、史秀红和我都是属马 ，可我比孙荣波大一轮12岁 ，我比史秀红大两轮24岁 ，其他成员年龄大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 。

　　既然去了我就给自己定下原则，业务上必须向年轻人学习 ，工作上仍按我的工作习惯和作风去工作 。当时主任没有给我安排任何工作 ，我没有任何具体的业务，于是我就自己安排先到各岗位学习 ，一方面熟悉配方一方面熟悉操作，了解设备和工艺，遇到现场弄不明白的问题 ，我就回技术组向相关的技术人员请教 ，渐渐地我就与岗位操作工熟悉了 ，与年轻的技术人员也相处和谐 ，并向他们学习到很多新的知识和技能，也让我很快掌握了新工艺 、新技术，帮助我适应了工作的需要 ，大家在一起工作心情很放松、愉快 、开心 ，我也渐渐忘记了年龄的差距，感觉自己也年轻了。我也非常感谢3号机的年轻人 ，是他们让我的知识得到更新和提高 ，是他们让我心态年轻化 ，回想这一段经历，还是很值得留恋的。

　　新3号机的工作是繁重的 ，承担了三彩(彩色胶卷 、彩色相纸 、彩色正片)全部的生产任务 ，三个品种轮流生产 ，更换品种需要彻底做卫生 、检查设备 、仪表、电气、空调系统维护 、确认等，往往只给一个班的时间(8小时) 。技术组更忙于配方分解 、工艺参数制定 、原材料备料、小量试验配合等等大量生产前的准备工作 。

　　生产顺利 ，大家就按部就班各行其职。一旦出现事故或质量问题 ，就必须全力以赴开会 、讨论 、分析问题 、寻找原因 ，生产处 、配方组、车间技术组人员 ，必要时厂领导 、总工也亲临现场 ，群策群力 、充分发挥己见，或协商处理办法或商讨试验方案，技术人员都自觉跟班 ，工人有三班倒轮班进行 ，技术人员必须在处理或试验过程中一跟到底，直到得出结果。自觉性都是在责任心的驱使下进行 ，没有人记加班加点 、没有人记报酬，这就是那时AG尊时凯龙人的精神状态 、工作态度 、工作作风 。

　　1991—1996年我从3号机调涂布分厂担任副厂长;

　　1996—1998年我调公司质量处担任副处长;

　　1998年退休后返聘至2005年，离开工作岗位开始享受退休生活。

　　我今年76岁与AG尊时凯龙结缘41年 ，我勤勤恳恳为AG尊时凯龙事业贡献了智慧、年华，无怨无悔;AG尊时凯龙对我的认同 、首肯，我心存感激!

　　AG尊时凯龙是我一生的惦念和牵挂，记忆是难忘而隽永的，不忘初心 ，祝愿AG尊时凯龙事业永存!人生若有来世，我愿再与AG尊时凯龙结缘!